（文/阎连科）算到现在，我的有二十四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很粗。不知道他这二十四五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念叨一些啥儿。可是我，却在二十五年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少年期，读小学。学校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
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毛钱一个。我每天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大胆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
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亲统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
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儿，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自己眼里含着的泪。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山东癫痫病专科医院哪里比较好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去。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着前科，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劈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劈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
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去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这家和人生的啥。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癫痫怎么治疗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周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偷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样。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抚顺治疗癫痫病最好的医院个什么模样儿。
直到又癫痫病的治疗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多年了，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1981年第2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这墙糊的报纸上，正有那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儿，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拿手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
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而且是时至今日，我都还没有为那次正本真切的偷盗而懊悔。只是觉得，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盗之后，能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再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和骂我，我该有何样的安慰啊。
